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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航天员引用的《兰亭集序》，竟有这么多故事！******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王诗尧)“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所著《兰亭集序》中一句描绘宇宙景观的古文，近日出现在意大利女航天员萨曼萨·克里斯托福雷蒂的社交媒体上，她在发布一组太空摄影作品时配上了上述文字。
没想到这篇帖文一经发布便受到国内外网友热议，并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跨越千年，《兰亭集序》的影响力丝毫未减，再度成为时下文化热点。
这位意大利女航天员此前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图“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在会稽(今绍兴)撰写，全文28行，共计324字，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会稽内史王羲之邀约谢安、孙绰等41名文人雅士和家族子弟相聚山阴之兰亭，大家一起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会上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为《兰亭集》，王羲之乘兴为他们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
资料图为唐·冯承素(传)摹兰亭序帖卷。向一鹏 摄据说次日王羲之酒醒之后发现自己写得甚好，只是有几个字不满意，又复书序文十余遍，始终不得其妙。于是他涂改了几字，留下这篇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的《兰亭集序》。
《兰亭集序》全文没有一个字写法相同，仅一个“之”字就有二十余种写法。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为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资料图：位于绍兴的兰亭书法博物馆 项菁 摄真迹下落不明 曾被唐太宗重金悬赏
然而，就是这件被誉为“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书法极品，真迹至今下落不明，流传作品皆为临摹之作。
其实，王羲之成为千古留名的“书圣”，与历代帝王对他的推崇离不开关系。而他的头号粉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唐代《徐氏法书记》记载：“太宗於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彼时刚当上皇帝的唐太宗，就已经急不可待地筹划要把王羲之的全部作品买回来，可是最为著名的《兰亭集序》却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命人到处搜集，并重金悬赏。
资料图：王羲之墓 项菁 摄早在《兰亭集序》写成之后，王羲之就把它视作传家宝，坚持不肯卖给别人，并命令子孙将其代代相传。令人惋惜的是，《兰亭集序》传到第七代的时候，王家的世孙智永出家为僧，没有后代，最后只好将《兰亭集序》的真迹传给了他的弟子辩才。
唐太宗获悉《兰亭集序》在辨才和尚手里，就命令监察御史萧翼去“智取”。萧翼到寺庙以后，和辩才和尚谈天论地，二人十分投机。辩才以为遇上知音，有一天“碰巧”谈论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时，他难掩激动之情就把藏于屋梁洞内的真迹拿了出来，萧翼趁其不备偷走了它，转呈给唐太宗。
曾被众多名家临摹仿写入选教材背诵推荐篇目
据史料记载，唐太宗死后，根据他的遗愿，《兰亭集序》也随他一起下葬。不过，对于《兰亭集序》的真实下落史学界仍说法不一，千百年来谁也不知道它最终去向何方。
现在人们可以欣赏到的《兰亭集序》，都是唐代以后的摹本，其中“神龙本”《兰亭集序》是最著名的版本之一。该版本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而得名，学界一度认为是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也有人认为是褚遂良所摹，一直争议不断。
宋拓神龙兰亭序。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官网古往今来，《兰亭集序》曾被众多名家临摹、仿写，故宫博物院就有数十个版本的藏品，供世人参观、欣赏。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兰亭集序》入选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相信许多人的学生时代都背诵过这篇旷世杰作。
面对浩瀚宇宙与时间长河时，人类或许只是渺小的一粒尘埃。但优秀文化的魅力却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让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从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思想脉动。(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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